1982年，我在山东淄博峨庄的东东峪村拍摄时，认识了一位农民，他的名字叫朱永连。1982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正在向包产到户过渡。这个村地处山区耕地很少，农民大都以种植果树和手工编织为主。当时朱永连一家很穷，上有父母，下有两个女儿，还有一个残疾的哥哥。

1982年春节过后，我来到他家拍摄时，他正在编筐。当时他站起来和我打招呼，我让他和平常一样，他的小女儿翠翠手里拿着半导体收音机跑过来依偎在他身旁，让爸爸听豫剧《朝阳沟》。这时他家的小黄狗也跑过来凑热闹，跑到父女之间卧下，简直就像安排好的一个电影镜头，我赶忙按下了快门。因为我用的是尼康FM2手动过卷，只拍了两张，小狗便起身走了。就这样，《条条致富路》完成了。

这幅作品在1985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（日本）摄影竞赛“亚洲文化中心奖”，之后又陆续在国内一些展赛中展出获奖，全国各地很多摄影人都纷纷到峨庄去采风。由此，峨庄渐渐声名鹊起，在全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，如今峨庄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摄影和美术创作基地及旅游景区，整个峨庄和周围的村子都富起来了。

20年之后，2002年，山东画报记者谷永威要为我拍一组专题，我再次回到了峨庄。东东峪村到处都是新瓦房，柏油马路通到村里，我已找不到当年的一点影子了，费了很大劲才在村外的集市上找到朱永连。又过了10年，朱永连全家都已经搬到城里去住了。我在城里的一个高档小区，找到了他的小女儿翠翠家。现在翠翠已是青岛一家旅行社的导游，同时自己还经营着一家名牌服装店。朱永连也在一家大企业当保安。翠翠的儿子在一家重点小学上学。36年来，峨庄和朱永连一家充分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。

几十年来，《条条致富路》随着我的个展在意大利、比利时、德国、日本、美国、马耳他、阿尔巴尼亚等国展出，用这张照片做的海报贴到了巡展城市的大街小巷、博物馆和美术馆里。所以，这应当是在我摄影初期最满意和影响力最大的一幅作品。但是正如普雷基说的，刘易斯·海因影响了我的摄影人生，我的镜头几十年来一直聚焦在中国贫穷乡村里的那些老人、孩子以及弱势群体身上。2007年至今，我一直关注着沂蒙山老区夏庄镇的400多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，他们有的是支前模范、妇救会长，有的是民兵、儿童团团员，还有的是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老兵，这是我十年来一直在坚持拍摄中的《本色——沂蒙红色群落影像档案》专题项目。其中《芸芸众生》这幅作品就是2007年当地召开党员大会时拍摄的，这是我最满意，也是最能代表我摄影人生追求和体现人生价值的一幅作品。

他人对我的评价中，比较认可的有朱宪民、胡武功和普雷基。

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、摄影家朱宪民在接受CCTV采访时说：“曾毅一面策划组织重大的摄影活动，一面勤奋创作，他的作品有很大影响，在中国摄影史上是有贡献、有记录的……”。当然这是朱公对我的鼓励和鞭策。

摄影家、理论家胡武功在一次研讨会上说：“曾毅从不说硬话，也从不做软事”。

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、策展人普雷基在《故土》序言中的评价：“在他策划的所有活动的舞台上从来都找不到他的影子，我的印象中，他总是在台下或幕后忙前跑后，累得满头大汗。谦谦君子不计功名，这是我和许多与他相识的朋友的一致看法……曾毅曾给我说过：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，这是他人生恪守的信条。曾毅是一个有责任，有担当的艺术家，我相信他过去是这样一直走来，今后也会这样一路远去”。

我学摄影是自幼受父亲的影响，他是一位教师，又是一位摄影爱好者，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看他拍照和冲洗照片。1964年我15岁离家求学时，父亲送我两套书，一套是《论语》和《大学》，一套是吴印咸编著的北京电影学院教科书《摄影艺术表现方法》（上下册）。他叮嘱我要读好用好这两套书。当时年幼并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，直到后来才渐渐懂得了他的用意：一是让我学会做人，按照孔子儒家思想修身、齐家、立业；二是让我学种本事，掌握了吴印咸老师的摄影艺术表现方法，就等于进修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大学课程。50多年来，这两套书一直保存在我身边，而且一直不敢懈怠，始终遵循着这条漫长的人生之路，以勤苦为舟一路走来。

1979年我在山东省美术馆工作时，曾参与了美国摄影大师刘易斯·海因摄影展的组织和接展工作，他的作品深深震撼了我，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的摄影。

1980年至2006年，我在摄影家协会做组织工作；2006年至2018年在大学当老师和美术馆馆长，所以我并不是一位职业摄影师，而只是个业余爱好者或者说发烧友，我日常大量的时间都是在做组织和策展工作。自1986年我策划和策展了“国际和平年全国青年摄影大奖赛”以来，又先后组织策划了“首届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评选”“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”“第五届世界摄影大会”“丝路国家摄影组织国际合作峰会”“丝路国家青少年国际摄影竞赛”活动及《薇薇安·迈尔摄影作品展》《优素福·卡什典藏作品展》《詹姆斯·纳切威原作展》《寇德卡原作展》《张照堂摄影作品展》《郎静山典藏作品展》等摄影大师的展览，并主持组织了“墨子小孔成像国际研讨会”“薇薇安·迈尔的瞬间——中美专家论坛”等多项学术活动。

可以说我从影50年来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，而不是在创作。所以，我的职业生涯应当一半是摄影一半是策展或一半是工作，用数字表示就是：1+1=1。

用普雷基的话说：曾毅作为一个有良知、有爱心的摄影家，多年来一直在牵挂、思念、追忆着镜头中的那些老人和孩子，并已渐渐成为他的一种乡愁。曾毅一直在试图让更多的人去关注、关心、关爱他们，并盼望尽早地能改变他们困苦多舛的命运。曾毅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记录，实际是对人性的一种尊重。我相信不久，曾毅拍摄的这些影像，就会像海因当年拍摄的童工一样，很快成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记忆。

摄影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摄影成就了我的人生，摄影总结了我的人生。

在当下“全民摄影”时代，人人都有机会或有可能成为摄影家，纵观全国各地的摄影比赛和摄影节展活动此起彼伏，数不胜数。相对之下，影像垃圾泛滥，摄影圈人文精神缺失，摄影人人心浮躁，如何面对这种现状，如何坚守自己的初心和梦想，不被乱象所惑，正是考验一个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摄影师的最好时期，这也就是我最关注的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都是从实践中走过来的，大多数人都没有上过大学，更没有系统地接受过高等艺术理论和摄影专业教育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展。

现在年轻的摄影人欣逢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极好时机，不但要进行摄影实践，更重要的是加强理论学习，有了实践和理论两把利剑，就像是给年轻人添了两翼，他们会飞得更高、更远、更久！

自1968年至今，我用过的相机依次是海鸥203、海鸥4B、海鸥4A、尼康FM2、尼康AF、尼康D200、尼康D700、尼康D800、尼康D850等。